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1990年9月10日接受本刊特约记者采访，就国内特区建设、97年后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重要问题发表看法。

十年前为考察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几乎跑了大半个地球

问：江总书记，您是中共高层决策人物中第一个系统考察过资本主义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的人，请谈谈考察见闻好吗？

答：那是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在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担任副主任，主任是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志兼任的。80年代初，我们国家正着手创办经济特区。为了开阔眼界，研究世界各国的贸易制度、投资制度和开发经验，应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邀请， 我带了由市长、财政、税务、法律工作者等九个人组成的代表团出国考察。1980年9月下旬出发，11月初结束，历时40多天。第一站是斯里兰卡，接着到了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香港，又经日本、美国、英国到了墨西哥、爱尔兰，最后一站是日内瓦。考察的对象，有的叫出口加工区，有的叫自由贸易区，有的叫自由港。它们创办的历史有长有短，规模有大有小，管理水平也有高有低。其中新加坡的裕廊加工区和爱尔兰的香农自由贸易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问：您这次从东半球到西半球，从太平洋到大西洋，几乎跑了大半个地球，请问这次考察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答：我们代表团中不少人都是第一次出国考察，对什么都感到新鲜。大家勤问勤记，还收集了一大批材料。东道主非常热情，尽量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边看边分析比较。这次系统考察的确大开了我们的眼界，了解了国际经济发展状况，增强了我们创办中国经济特区的信心。记得在日内瓦同联合国有关专家座谈时，有的专家对发展中国家办出口加工区持有不同意见。我们考察得出的结论却不是这样的。

问：对各国的经验，您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答：这些国家举办经济性特区有很多好经验，记得我当时归纳了这么几条：第一，立法比较健全，涉外法规、条例成龙配套，可操作性强。第二，有一个开发的总体规划，然后一片一片由小及大地干。第三，管理体制比较灵活，地方和企业有很大的自主权，办事效率高。第四，注重人才培训。第五，有优惠政策。还可以再举出一些，但主要的是这些。当然，我们也看到有的国家的出口加工区中存在某些不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各国办特区的经验和教训都值得我国借鉴。

问：您这次是作为政府的高级官员出去考察的，可否说考察的结论对内地特区政策起过积极的影响？

答：这次考察结束后我们向中央作了汇报。当时，我们的国家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的领导下，批评“两个凡是”，纠正“左”的错误，提倡解放思想，很注意学习外国有益的经验。通过这次考察，获得了不少有益于我们建设特区的知识和经验。1981年5月，我们曾经开过一次会，专门研究特区建设中的具体问题，当时作出的一些决定，就是借鉴了那次考察所得。举例来说，国外办特区，中央政府授予地方政府以必要的权力，包括某些立法的权力。中央和国务院很重视这个经验，后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1年11月26日，通过了一个相应的决议，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广东省、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的决议》。

中国经济特区已站住脚跟，并取得五大成绩

问：我们注意到，您担任中共总书记后，先是去了延安和井冈山等中共革命老区，今年上半年又连续去了厦门、海南岛和深圳、珠海、汕头等经济特区，这是某种巧合还是别有深意？

答：井冈山和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 经济特区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加强现代化建设的窗口。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是昨天革命的延续。我们搞现代化，就是要继承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力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创业精神。

问：目前外界对大陆特区建设得失成败其说不一，您的看法如何？

答：我认为，中国经济特区已站住脚跟，并取得很大的成功。具体来说，有五大成绩：第一，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个特区和十几个沿海城市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经初具规模，有的地方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海南特区建立才两年，变化也不小，基础设施搞得很快。第二，特区经济已形成两百多亿元的工业产值，产品大部分可以出口。吸收外商投资很有成效，外商已经投入特区四十多亿美元，大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特区外贸出口占了全国的9%。过去特区只有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装配工业，最近我在广东、福建看到许多企业已采用比较先进的技术，工业结构已经开始向技术密集型发展了。不但经济特区是这样，珠江三角洲也是如此。比如广东佛山无线电八厂已经能够生产一种智能型的电子计算机。该厂产品牌号是“星河”，参观时，我随口念了一句“耿耿星河欲曙天”。这几个字由操作员复述了一遍，计算机很快打出来了，可见该厂已经初步掌握了一定的声控技术。第三，中央和地方已颁布实施近500个涉外法规，其中许多是属于举办经济特区的。这标志着我国特区建设已进入法制化阶段。第四，培训了一大批懂得国际经贸和擅长管理的人才。第五，特区建设的成功，对外向世界宣传了中国的建设和改革成就，对内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对外开放的信心。我认为，特区建设的成就，无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认识。现在对办经济特区有争论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再也没有人争论要不要办、该不该办特区的问题了。像深圳、珠海等特区的变化如此之快、如此之大，不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办不到，如果没有特殊政策也办不到。我们的干部和人民是看事实的。事实证明，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创办经济特区的决策是正确的、是成功的。当然，我们的特区建设还存在若干不足之处，但这是前进中的问题，我们有信心在前进过程中把它解决好。

90年代中国将更加开放，特区不仅是对外开放的窗口而且也是体制改革的排头兵

问：去年“六·四”风波之后，香港新闻媒介多次报道过您关于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不变的谈话，能不能请您具体谈谈90年代中国将如何推进对外开放？

答：90年代中国将更加开放。 最近，中央批准上海浦东的开发和开放，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对外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断言，它作为我们的基本国策，本世纪不会变，下世纪也不会变。

问：有一种舆论说，大陆经济困难，离不开西方的贷款、资金和技术，因而声明对外开放政策不变是被迫的。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

答：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去年“六·四”以来西方一些国家的经济制裁，对我国经济有不利影响，但总的来说无碍大局。事实证明，制裁的结果，吃亏的不只是中国。一些国家明智的政治家早已看清了这一点。有的西方国家已经或正在放弃制裁，对此我们表示欢迎。中国经济发展的立足点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自力更生。近两年来，经济领域的治理整顿已取得很大成绩。今年上半年，我国夏季粮油丰收，工业逐步回升。可以说，我国经济运行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中国90年代所以要更加开放，是我们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发展趋势科学分析的结果， 是我们对国情和面临的严峻挑战所作出的战略抉择。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预告：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开拓了世界市场，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二次大战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特别是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使得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贸易往来更加频繁。通过对外开放，发展国际经济合作，增强本国的经济实力，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经济发达的国家开辟自由港、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起步比较早，美国是世界上设立对外贸易区最多、发展最快的国家。一些发展中的国家注意到这种趋势，纷纷趋而效尤。我们办特区起步较晚，但我们根据自己的情况并吸取国外有益的经验，稳扎稳打，我们有信心后来居上。

问：今后十年大陆进一步开放的盘子是否已经敲定？

答：国务院正在制订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八个五年计划，在那里将会对今后五年乃至整个90年代的对外开放有所规划。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中国现代化的走势，总的来说，将从南到北，由东向西，逐步推进。对外开放首先是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起步的，目前经济开放的布局相对集中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上海、山东、河北、天津、辽宁、广西及其他沿海地带。近年来，云南省省等同南亚邻近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有所发展，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同苏联、朝鲜等国的边境贸易也趋于活跃。从西部地区来说，自汉代以来就有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总之，我国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这是毫无疑问的。

问：这是否意味着还要举办新的经济特区？

答：不是。我们首先要集中力量把现有的特区办好。“八五”期间，上海浦东开发将是我们建设的重点之一，以充分发挥上海和长江沿岸腹地的经济优势、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我们早就说过我们的经济特区有自己的特点，它不是政治特区，特区在政治上和全国一样，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而在经济上特区要搞活， 要更加有效地吸收外商投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经验，使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转变，更加有效地扩大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发展外向型经济；同时，将加强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出技术、出经验、出人才、出信息。经济特区的发展同全国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在对外开放方面起窗口和基地的作用。特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将比全国其它地区快一些，体制改革也先行一步。一句话，特区将更好地发挥窗口和基地作用，又将当好体制改革的排头兵。

问：到内地投资办厂的商人，对内地某些官员的办事效率低和不送礼办不成事等颇有怨言。不知政府有何对策?

答：这些弊端是存在的，也有损中国对外开放的形象。但它并不是事物的主流。当然，我们必须十分重视它。这些弊端的存在，有多方面的原因，在90年代，为了更加健康地推进对外开放，一要克服官僚主义、办事拖拉、“衙门”作风等积弊；二要大力加强法制建设，廉政建设和党风建设。

香港的市场、人才和经济运行机制具有明显的优势，97年后将在中国对外开放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问：今年4月在北京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但是，一些在港居民仍有隐忧，担心1997年回归后，香港原有的地位和作用会受到影响，因而移民之风未止。请您谈谈如何才能解除这种担忧?

答：造成目前香港资金、人才不正常外流的状况，核心是人们担心1997年后内地的政策会影响香港。香港同胞，不论是上层还是中下层人士，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希望香港回归祖国，但坦率地说，不少人担心回归祖国后我们会把内地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搬到香港去。针对这种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明确宣布：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基本法》还从财政、金融、贸易、工商业、土地契约，航运、民用航空等多方面作出规定，以保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自由港地位。我认为，这些法律规定，是完全符合香港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也是能够保证香港的长期稳定和繁荣的。我坚信，只要我们的政策保持连续性，大家都按《基本法》办事，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就有保证，流出去的资金还会流回来，对许多人来说在香港搞事业毕竟驾轻就熟。因此，我希望香港新闻界朋友们多宣传《基本法》，帮助人们消除疑虑。

问：记得在三四十年代，上海曾是国际金融中心。90年代上海加快开发和开放，会不会影响到香港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 对此，您有何评论?

答：我在前头已经讲过，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发展国际经济合作、贸易往来和技术交流。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我国郑重确立了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并为此采取了举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重要港口城市、设置沿海经济开放区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拓展对外贸易等一系列重要措施。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对外港口和经济中心城市，它有良好的工业基础，有一批素质较高的科技和管理人才，有一支强大的产业工人队伍，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又同海外各地有着广泛的联系。我国政府决定开发和开放浦东，正是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些优势，扩大对外经济技术联系，以促进全国的经济发展。我认为只要我们的政策对头，到90年代后期，我国的上海，还有天津、大连、广州、深圳、厦门等一批城市将进一步走上国际市场交换和竞争的舞台。但是，有两点可以旨定：第一，1997年香港回归后，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中国会找到一种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对外开放新格局；第二，在新格局中，香港目前在国际经济往来中拥有的市场、人才、管理体制等方面的特殊优势，不仅不会丧失，而且还将会继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自由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缘于各种历史地理条件逐步形成的，经受了50、60和70年代国际经济风云变幻的严峻考验。香港在对世界经济的参与、适应过程中，同世界各地的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联系的形成，诸如流动自由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四通八达的信息、通讯网络，灵活高效的经济运行机制等，都不是其他地方短时间所能达到的。特别是人才，香港的工商界、金融界、司法界、文教界等，都有一批出类拔萃的人才，某些知名人士还在国际上享有声誉。他们的聪明智慧和才干，在实现中华民族新的伟大复兴中必将大有用武之地。当然，上海在工业生产上的优势和作用，也不是其他地方包括香港短时间所能达到的，上海和香港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作用。总之，1997年以后，香港在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将继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而实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保持内地和香港的长期稳定，相互补充，共同繁荣。 所以， 我希望香港同胞要为大陆和香港的稳定作出自己应有的宝贵努力。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是反对自由，也不是反对同外国资本家做生意

问：去年下半年以来，内地加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教育，不少港人和外商对此感到困惑，有的由此产生紧张心理。应如何向港人正确解释这个口号？

答：我在不少场合碰到外国友人提出这个问题。他们问起，你们说要实行对外开放，欢迎外国人来投资，来投资的人都是资产阶级，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怎么会来啊？还说，资产阶级是讲自由的，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自由都没有了，他怎么敢来啊？他们表示不理解。我给我们做宣传工作的同志讲过，对这个口号要解释清楚，免得外国人误解。大家知道，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我们的国家才能强盛，我们的人民才能富裕。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会破坏我们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所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的需要，是改革开放得以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我们已经一再说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政治概念，是指一种政治思潮，有特殊涵义。对我国来说，它在政治上实质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主张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把这种政治主张付诸行动，都是违背我国宪法的，因而是必须坚决反对的。外商来自资本主义国家，在大陆投资办厂、做买卖，这是我国的宪法和法律所允许的，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政治观点强加给他们，但要求他们遵守我国的宪法和法律。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为中国人民的自由奋斗了70年，开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也属于我国政治建设的重要目标。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是反对自由，也不是反对同外国资本家做生意，更不是反对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经验，有的不仅是要学，而且要按照国际惯例花钱去买。这不是我个人的主张和解释，而是我们党中央的一贯主张和政策。你们大概都清楚，讲反自由化讲得最坚决的是小平同志，而小平同志是举世公认的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所以，我希望香港新闻媒介多作正面解释，帮助人们消除疑虑。

问：反对自由化，会不会导致对人们私生活的干涉？

答：反对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有明确的严格的政策界限，不应干涉人们的私生活。但是，如果有人传播制作淫秽书刊和录像，卖淫嫖娼，吸毒，走私贩私等等，那是决不允许的，因为这要污染和毒化社会，触犯了我们的法律。此类社会的脓疱、溃疡，就是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法律也是不允许的，正直善良的人们也是坚决反对的。

（本文发布于《紫荆》杂志1990年10月号）